改變思維方式是留學最大收獲

　　文芳，1976年生于北京，畢業于法國巴黎路易·盧米埃爾國家高等藝術學院攝影系，現在北京生活。

　　與許多女性攝影師不同，文芳從不關注性別，她對藝術的理解很獨特。“我從不關心女攝影師的位置或遭遇的尷尬。對當代藝術家來說，關鍵在于他對這個世界獨立的看法。與此相比，就連對美的表現都顯得不那么重要。”在她看來，藝術就是用各種媒介表現人對世界的看法，“藝術不再是美術，這是我們對當代藝術的基本定義”。

　　不為讀名校，只為看世界

　　與通過重重考試、費盡心力進入法國最知名的圖像學院——巴黎路易·盧米埃爾國家高等藝術學院的多數學生不同，文芳申請留學并沒有花太多心力。事實上，她的入學更像是個偶然，“一位法國朋友把我的作品光盤遞交學校，很快我便被特招入學”。

　　2002年，做了6年網絡設計師的文芳辭掉工作，踏上去法國的求學之路。對這個當時已小有名氣的設計師來說，出國留學意味著人生的重大改變，但文芳對此渾然不知。她認為，在理想面前，沒有什么不能舍棄。

　　“那個時候很迷戀圖像，因為我們這一批很早接觸互聯網的人，在網上可以看到國外的作品——當時在中國還很難接觸到。很多圖像深深打動了我，因此我決定出國。”文芳告訴《青年參考》記者。

　　在文芳身上，“海外名校畢業生”的確是引人注目的標簽，但對她來說，出國并非為了讀名校，而在于“出去看世界”。“去哪里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們不僅要讀萬卷書，更要行萬里路。”文芳說，“所謂留學，就是一定要去一個和自己本來的文化、思維方式截然不同的地方進行體驗。”

　　她認為，海外生活最重要的是對一個人思維方式的改變，這“比求知更有裨益”。“在中國，我發現大家總覺得自己的思維方式是天經地義的，如果有人跟自己想得不一樣，就可能被當作異類。這正是我們在一個地方生活得太久帶來的弊端。我們沒有意識到，跟自己完全不同也是天經地義、理所當然的——別人并非為了與我們作對，而是這個世界本就是多元的，不只有一個正確答案。我覺得這點特別重要，是留學帶給人最大的收獲。”

　　受西方教育，迷戀東方哲學

　　文芳對西方藝術有很大興趣，但中國文化與哲學似乎更具吸引力。2005年學業結束后，她原本可以留在法國工作，但她放棄了在國外相對成熟的藝術行業發展的機會，選擇回國。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，便是她“想回來更深入地學習東方文化和宗教哲學”。

　　2005年，文芳的攝影作品《新桃花源記》問世。在這一系列作品中，她首次嘗試用攝影表現水墨意境，這體現出她對東方哲學特別是佛學的思考。

　　在作品說明中，文芳寫道：“在法國學攝影的時候就有人問我，什么是東方精神？我想，那不只是水墨，也不只是三維與二維的'區別，就如同我的桃花源在你身上，也不在你身上一樣。既然陰陽所依，無處可住，哪來的攝影與繪畫的區別、快樂與憂傷的分界？隨我去，找回你自己的桃花源……”

　　文芳坦言，自己的創作靈感大多與佛學有關，她對《青年參考》說：“實際上藝術并不是必須做的事兒。從事藝術是因為我從小喜歡并學習了這個東西，但如果我當時學醫，就會在醫學中實現所學；如果我是掃地的，就會在掃地中實現所學——歸根究底，做什么并不影響人生夢想的實現，我不過是用藝術實現心中的那個結果，而這就是佛學教給我的。”

　　專注一件事，創作環境不重要

　　回國后的文芳著迷于用各種材料結合攝影進行復合創作，她的作品被法國奢侈品集團LVMH、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收藏，可謂成績斐然。

　　談起自己的創作理念，文芳強調：“我一直覺得，把照片印在相紙上，然后放在框子里、掛在墻上，就如同給它修了一座墳墓。”“我認為圖像本身應該是自由的，應該和生活里的所有東西結合在一起。就拿《共和國民工俑》來說，當磚塊和民工的照片結合在一起時，一種新的可能性就誕生了。”

　　相比“攝影師”，文芳更喜歡“藝術家”這個稱呼，盡管在中文語境里，“藝術家”給人的感覺“高大上”到有些清高。在文芳眼中，“藝術家”的含義并不復雜，“只是個工作”。

　　“在我看來，創作最重要的不是形式，而是究竟適合用什么樣的材料表達。”她告訴《青年參考》，“最重要的不是你做了什么，而是你為什么要這么做。如果沒有真正的精神力量在背后支撐，恐怕作品只能是行尸走肉，流于表面。”在藝術方面，這個自立的女子有她的固執。

　　如今，文芳已在中國做了近10年的創作工作。談起國內創作壞境與法國的不同時，她感慨：“兩國藝術環境看起來沒什么不同，但細細品味仍有不少差別。在法國，人們的確更加尊重藝術和藝術家，也更懂得欣賞藝術。在中國，說你是藝術家，背后總有點‘你不正常’的意思。”

　　中國和法國的藝術環境有差別，但這并不影響文芳的創作。“如果真想做一件事，并且這件事對你非常重要，你就會義無反顧地做下去，不受外界的影響。”

　　關愛農民工子女，思考做公益的方式

　　文芳的作品，既有精致藝術的小情調，也有對人性情懷的思考。但無論哪種題材的作品，其中總能找到公益的影子。

　　“最開始做公益項目的時候，覺得自己好像是幫助了別人，但現在才明白，很多時候是別人幫助了我。如果沒有這些實踐，沒有這些人配合我，我可能沒有機會了解自己身上的局限，更不可能消除它。”談及公益，文芳說。

　　2014年7月，文芳和中歐文創協會的好友共同創建了“小候鳥藝術計劃”，希望讓在北京的農民工子弟“接觸藝術、愛上藝術、創作藝術”，并幫助他們銷售藝術作品，以減輕家庭負擔。

　　在文芳看來，這個與藝術有關但更著重公益的項目，讓她得到了比創作更豐厚的收獲。“對孩子來說，最重要的不是我們幫助了他們，讓他們得到了急需的學費或手術費，而是我們陪伴他們，與他們一起通過自己的努力，賣畫賺得了這些費用。這與等著要錢的差別非常大。”

　　聊起這群“小候鳥”，文芳似乎有說不完的話，其中既有對這群孩子的愛護，也有對社會現象的思考。“現在很多公益項目總說‘我來幫你’，展示對方有多么可憐多么貧困。很多人沒想過，比如這些‘小候鳥’，他們和父母在一起，雖然不如我們生活得優越，但仍然快樂。一些公益人士貿然介入，動輒說‘我來為你們捐錢，你們好可憐’，這樣的舉動可能改變孩子的一輩子。他們也許覺得裝可憐很好，可以得到好處，甚至會想以后是不是應該表現成弱者的樣子，借此獲得自己需要的東西？我覺得這值得很多‘公益人士’思考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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