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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治的三點思考研究

時間:2021-08-31 08:20:09 考研學習 我要投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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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于德治的三點思考研究

  摘要:關于德治,有一些基本問題尚晦暗不明。本文認為,德治的準確地說應是德化。德化,是為政者以自身之德示范、感召、感化。而政治之運作,直接依靠制度,根基在權力。二者的運作完全不一樣,所以,不能把德化納入政治。但為政者僅有道德能德化嗎?不能。為政者應該有才。才內在地包含于“為政以德”之“德”中,通常把德理解為道德是不準確的。而為政以德,譬如北辰,就是無為,這與道家的無為而治是融通的。

關于德治的三點思考研究

  關鍵詞:德 德化 德治 無為而治

  德治何以可能?是烏托邦,是必然,還是可望尚不可及的可能?這是思考德治理論及其實現的人所關心的問題。目前,關于德治的討論有很多,但是,在一些基本問題上卻還晦暗不明。本文試圖就獨立而又相關的三個問題談談自己的看法。

  一 “德治”應該是“德化”

  人們講德治,大多放在政治(政治學說或政治實踐)的框架里講,不離政治而言德治。試問:德治和政治是否可以直接地勾聯?德治是否就是一種政治?為了不使這種勾聯牽強,本文從運作方式來辨析二者。

  德治如何運作?關于德治的表述很多,“為政以德,譬如北辰,居其所而眾星共之”(《論語·為政》)是比較典型的。共之,即拱之,拱服之謂也。我以此言清理德治如何運作。

  為政以德,譬如北辰,北辰在此如何作為北辰?在這里,北辰所呈現的是“靜”。這靜,不是安靜,不是沉寂,不是一動也不動,不是虛無。這靜,不喧嘩,不發號施令。北辰之靜,是無言。這種無言也不是日常的沉默不語,而是無言之言。“天何言哉?四時行焉,百物生焉。天何言哉?”(《論語·陽貨》)北辰之靜,北辰之無言,來自北辰之無為。無為不是沉寂不動,拱默山林。(詳見下文“三”)如何無為?無為是北辰居其所而以身垂范。居什么樣的“所”?居于北極,居于天中/天心,居正位——居正,亦即:北辰得其正也。北辰得正,產生什么效果?正四時,召眾星,或說正人。因自己之正故能正人。如何正?示范而已。北辰以自身之言行之正示范。這種言行之正,不是無言無行,而是言正行正。北辰居其所,并沒有發號施令,而眾星拱之。眾星拱之不是受強制的,而是受到示范、感召,是心悅誠服的。眾星為什么要拱服于北辰?因為北辰得其正,身正為范。北辰之示范,也就是無為——不靠號令,不靠強制的作為。要言之,北辰之為北辰,在于北辰得正。得正,即得道也。

  回到人間,看何謂為政以德。“德者,得也。”(《廣雅·釋詁》)德者,得道也。得道之人為政或為政者得道,就象北辰得其正一樣。為政者以自身所得之道示范于百姓,(于君王而言,則示范于天下。)就象北辰示范于眾星,從而感召百姓。示范、感召、感化,是內在地相通的。示范自然地產生感召、感化。示范、感召、感化,既是為政以德者示范、感召、感化,也是百姓受示范、受感召、受感化。要注意的是,示范并不意味著百姓必須和必然受感召和感化,即不是強制要求人,強迫使人受感召。(強制要求,會造成理性的專制,以德殺人。)示范是說,我如北辰,我就在這里,我的一切自然地呈現出來,你愿意受感召則受感召,不愿則罷,非迫于刑威或其它強制。所以,為政以德,譬如北辰,“其身正,不令而行。”(《論語·子路》)這種不令而行,也就是無為。“德者無為,猶北辰之不移,而眾星拱之。”“德者,不言之化,自然之治,以無為為之者。”(《論語正義·為政》“為政以德”下。詳見下文“三”)誠然,為政以德,“夫何為哉?恭己正南面而已矣。”(《論語·衛靈公》)北辰示范眾星是這樣,為政以德示范百姓也是這樣。

  在“為政以德”中,德如何為德?是手段還是其它?

  為政以德,此“德”是為政者之德,而不是獨立存在于人之外的某個東西,或者說,不是獨立存在的存在者、一個外物、一件工具或其它可以被人隨心所欲操作的東西。德是為政者之德,但有德者不一定是為政者,為政者不一定是有德者,為政以德者是為政者與有德者合二為一的人。作為一個單純的為政者,他僅是實施國家職能的有權者。他靠什么為政和影響社會?顯然就是(政治)權力。作為一個單純的有德者,又靠什么影響社會?示范——以其德行示范、感召社會。單純的為政者和單純的有德者影響社會的方式完全不一樣。為何不一樣和如何不一樣,讓我們比較一下政治如何運作。

  一旦講政治,通常總是在現代意義上講的。從支撐政治運作的力量來看,無論傳統的還是現代的政治,政治的運作都是靠制度來保障的,尤其是現代政治。政治靠法律和其它各種成文制度來保障其運作。在古代,還有帶強制性的成文的或不成文的禮來規范政治,禮在某種意義上也是法。

  制度在什么情況下才現實地發揮作用呢?制度總是在違反制度時才發揮作用。制度之設置總是針對違反制度而言。對于不違反制度的人,制度對他實際是無效的。制度能否自為自足地發揮作用呢?不能。論證這一點可以抽象地考慮:當違反制度時,制度怎么辦?答曰:制度制約。再問:當違反制度者反抗制度制約時,制度又怎么辦?答曰:權力強制支持制度。權力是什么?權力又靠什么成其為權力而現實地發揮作用?答曰:暴力。權力的根基在暴力,而且是合法的暴力。合法的暴力或暴力的合法化在最初那一點上,是暴力使暴力自身合法化。因為說權力是合法化的暴力,所合之法又是暴力支撐的,合法的暴力和法之間構成相互解釋的循環。所以,法和權力在最初便是暴力使暴力暴力化,由此而成為法和權力的起點;或者說,原初的產生于暴力的權力是非解釋的,自為自成自足的,亦即絕對的。權力是暴力,(但不能說暴力是權力)前人之論很多,不能也無必要在此展開。政治運作直接依靠制度,根基卻在于權力(暴力),這是與德治為何不一樣;權力在實現中表現為以強制性的暴力支撐的命令,這是與德治如何不一樣。

  以權令人和以德示人雖然完全不同,但并不矛盾。因為二者不是同一邏輯層面的,構不成矛盾,一個是政治的方式,一個是非政治的方式。所以,兩種完全不同的影響社會的方式可以并行甚至合行而融通不悖,實現為政以德。表現在為政者或所謂的為政“主體”身上,便是為政者和有德者完全可能合而為一。從道勢關系看,這實際上就是以道得勢(勢指政治權位)或以勢得道,道勢合一;從人看,這實際上就是君子在位,選賢授能。授能即授權位于能者。

  從歷史事實來看,道勢合一、有德者和有權者合一的例子并不鮮見。周公作為圣人,不是以權力誅殺了伙同紂王之子武庚作亂的管叔和蔡叔嗎?孔子作為圣人,不是誅殺了少正卯嗎?而周孔不都同時以德化人嗎?諸葛亮、包拯、文天祥、海瑞,身為為政者,不是因為具有大才大德,在以權力為政之外以非權力非政治的形式示范時人,并名垂青史,感召后人嗎?

  由此,可以對德與權力再作辨析。權力是可以操作的,而且應該按制度、按程序操作。德完全不是可以按制度、按程序操作的。是故,必須對前面因敘述方便而作的表述作修正:德,不是方式或手段,更不是具體的方式或手段。如果硬要說德以何種方式如何發揮作用,則只能說,德的作用的發揮是為政者之德的自然的噴發,是示范、感召、感化——“為政以德,譬如北辰,居其所而眾星拱之。”這種方式,是無方式之方式。

  因此,德治不是一種可以操作的政治。準確地說,德治不是政治。因為,德不可能作為一種政治手段而直接介入制度化政治。但為何古今都常把德與政治相連?這可以從政治的目的來考察。司馬談《論六家要旨》:“夫陰陽、儒、墨、名、法、道德,此務為治者也,直所從言之異路,有省與不省耳。”(《史記·太史公自序》)如何治國平天下,是古人孜孜以求的,即便法家強調暴力,其動機也是追求治國平天下。雖然德治作為一種政治手段是不可能的,但可能產生治國平天下的效果。水之流動,不是為了載舟的,卻可以載舟,水也就無為而載舟。水猶德,水之流動猶德之示范、感化。至少按照儒家的觀念,為政者以德化人比以權令人要好得多,是一條“省”道,而且是可能的。“其身正,不令而行;其身不正,雖令不從”,(《論語·子路》)“政者,正也。子帥以正,孰敢不正?”(《論語·顏淵》)“上好禮,則民莫敢不敬;上好義,則民莫敢不服;上好信,則民莫敢不用情”,(《論語·子路》)“君子之德風,小人之德草,草上之風,必偃”。(《論語·顏淵》)這種德治,雖無政治運作之手段,卻可能達到政治運作的目的。按照老子的話來說,可以說是無政之政:為政以德,當其無,有政之用。當其無,即無政治手段。說德治是一種政治哲學也好,政治手段也好,“政治”二字是應加引號的。

  所以,需進一步對“德治”作修正。

  “德治”這種說法對德治思想的表述并不精確。德治這個詞作為“德治”連用在先秦似乎并未出現,倒是“為政以德”,“以正治國”等用語出現較多。“治”在德治中,尤其在今天的語境,有一種強烈的人為或者主體性意味,似乎表明,在德治中,德成為一種方法、工具、手段或者途徑,是附屬于治這個目的的。德治思想本意并非這樣。德治的關鍵在于為政者有德,而所謂的“治”只是為政者的德的自然發揮。如果一定要說德是方法、工具或者其它,也只能說德在德治中是目的、方法、工具、手段和途徑的合一,不可分離。古人強調人和著應該有目的,認為一個真正的人,應該心懷天下,以己弘道。“子曰:君子謀道不謀食……君子憂道不憂貧。”(《論語·衛靈公》)“曾子曰:士不可以不弘毅,任重而道遠。”(《論語·泰伯》)真正的人或君子,應該如《大學》所言:格物、致知、誠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。“修己以安人”,就明確地指出修己是具有自覺意識的,是為了安人的。君子修身,對自己的一思一言一行反觀內省,就是高度自覺,甚至可以說具有超越性的徹底的自覺,但這種自覺并不把目的和手段分離。修身(內圣)與齊治平(外王),或者說德與治,其相互關系是不即不離的,或者說是不一不二的。有德自然有治,“居其所而眾星拱之”,而欲治必須有德。德與治一旦分離為二,德就成為一種手段,就很容易成為隨人解釋和操作的工具,就很可能成為“鄉原,德之賊也”,(《論語·陽貨》)乃至以德殺人。德治思想的準確表述應該是“德化”,以德化人。德化,語出《韓非子·難一》:“仲尼嘆曰:舜其信仁乎!乃躬疾處苦而民從之。故曰:圣人之德化乎!”《說文解字》:“化,教行也”;“教,上所施,下所效也。”德化是為政者以自己內圣之德感化人們,這才能準確地表達德治思想。雖然在德治與德化之間作嚴格的區分似乎過于迂腐,但明白為何要區而別之,則有助于準確理解德治思想,并把它與政治相甄別。

  至于人們常說怎樣保障德化(或德治),試圖以一套程序化、制度化的方式施行德化,這已經把制度或法加給了德,從而把言說方式從非政治領域轉移到了政治領域。如漢代以孝治天下,孝成了一種制度。一旦制度化,就變成了以政治方式運作的政治(實踐),孝就從非政治(道德或倫理)領域轉移到了政治領域。問題變成了另一個問題。我并不反對制度化。

  二 德兼具德才

  德化之德是什么?人們常把德僅僅理解為現代漢語的道德(或精神道德品質),這是不準確的。有人提到為政者不但應該有德,還應該有才。但這種看法卻是在德之外另加了才這一維度,即仍把德理解為道德。

  德內在地包含了才,說儒家德化之德是這樣,先秦儒家的為政以德之德更是這樣。

  說德內在地包含了德才,德才這種說法是比較模糊的。下面將要談到,德就是道為人所得而在于人。道的含義是非常寬泛的,德也一樣。把德放到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西化的現代漢語框架中分析,是很困難的。譬如,仁義禮智信,忠恕孝弟友,溫良恭儉讓,這些觀念在人們的.思想中日益淡化,代之以日益現代化或西化的思想或名詞。當然,有些西方思想及其名詞與中國傳統文化是兼容的,并且有些傳統名詞也還在繼續使用,不可一概而論。言說“德”這樣重要的觀念,不放在它產生的原本的境遇中即傳統的話語中,是很難真正抵達其意蘊的。所以,對德作現代式言說,很難避免喪失一些原有的含義,增加一些原無的含義。

  德內在地包含了德才,完全可以從文獻中得出。這里主要講先秦。

  何謂德?《廣雅·釋詁》:“德,得也”。《墨子·節用上》:“是故財用不廢,民德不勞,其利多矣”,孫詒讓《墨子閑詁》:“德與得通。”《周易·剝》:“君子得興,民所載也”,陸德明《經典釋文》:“京作德興,董作德車。”《荀子·解蔽》:“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”,俞樾《諸子平議》:“古得德字通用。”所以,德可作得。

  得什么?得道。道可以得而為德。道之在于人即為德。(這樣說,又涉及許多背景,如人性本于天,天人合一等,于此就回避了。)這不僅是儒家的觀念。老子曰:“昔之得一者,天得一以清,地得一以靈。”(《老子》三十九章)“泰初有無,無有無名。一之所起,有一而未形。物得以生謂之德。”(《莊子·天地》)“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,此其道與。”(《莊子·知北游》)道是圓融無礙的,無所不包的,得道而具有德,不是僅有道德,也有才干學問等,或說兼具才質之美。格物、致知、誠意、正心、修身之內圣,便既修道德,又修才學(如格物之理)。《中庸》也根本就不是局限于道德領域講博學、審問、慎思、明辨。

  德的使用非常寬泛,茲舉數例。《周易·干·文言》:“君子行此四德,故曰干元亨利貞”、“龍德中正”、“君子進德修業”、“君子以成德為行”、“夫大人者,與天地合其德。”《周易·坤·象》:“地勢坤,君子以厚德載物。”《周易·系辭上》:“夫易,圣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”,“日新之謂盛德。”此幾德字,都不能解釋為現代意義的道德,而大致可以解釋為德行。象“德”這樣的詞,甚至本來就不需要作固定的解釋,它直接就是構建中國人的生存意義的原初詞語。《中庸》:“智仁勇三者,天下之達德也。”此德大致可解釋為德行。戴震《孟子字義疏證·仁義禮智二條》:“若夫德性之存乎其人,則曰智,曰仁,曰勇,三者,才質之美也,因才質而進之以學,皆可至于圣人。……在天為氣化之生生,在人為其生生之心,是乃仁之為德也;在天為氣化推行之條理,在人為其心知之通乎條理而不紊,是乃智之為德也。”智、仁、義均是德。賈宜《新書·道德說》:“德有六理,何謂六理?曰道、德、性、神、明、命……德有六美,何謂六美?有道,有仁,有義,有忠,有信,有密,此六者德之美也。道者德之本也,仁者德之出也,義者德之理也,忠者德之厚也,信者德之固也,密者德之高也。六理、六美,德之所以生陰陽天地人與萬物也,固為所生者法也。”等等。總括這些德字,可知德的含義非常廣泛,現代意義的道德只是其中很狹窄的一層含義。

  所以,內圣之德,是得道為德,在現代漢語中大致相當于德才兼備,德才合一。通常狹隘地以道德理解的德化之德,是不妥當的。真正的德化就是以內圣之德——以內圣所得的道——治國。

  回到現實生活,如果德化之德僅指道德,那么,為政者就應該是有品德而不必有才能的人,這顯然是失之偏頗的。無才、無智,是不能做到“其身正”之“正”的,是不能合于中道的,恐怕經常會起好心做壞事,如揠苗助長。就為政者的素質看,目前所談的德治和法治,對為政者的規定是很不夠全面的。一方面,現代法治建基于對人的權利的肯定,“禁民為非”也是為保障人的權利而作的限定,法治并沒有對為政者的德與才做出合乎自身邏輯的規定。另一方面,若德治之德僅指道德,對為政者之才的規定便無所依托。反之,德內在地包含德才,則對為政者之為為政者作了有效的規定。如果要把德治制度化,那么,首先應該對為政者作規定。按照通常的說法,就是對官員的素質作全面規定。這有助于改善現實中官員素質的低劣。這種低劣相對于官員應該是社會的精英而言。

  三 德化與無為而治

  為政者之德從何來?儒家是給出了答案的:內圣或修身,內圣使人有德,有德而德化,化即外王。涉及內圣外王,本來是極大的命題,如此說,極為粗略。對于這些背景,又只好從略。

  有趣的是,儒家大談特談的內圣外王語出《莊子·天下》,而人們常說的道家的無為而治卻語出《論語·衛靈公》,這正說明先秦儒道是相通的。先從儒家談起。

  對儒家政治哲學,大多用德主刑輔來概括。我想,用主次關系來分辨德與刑兩種方式,還不夠全面準確,因為主次關系并沒有明顯區別出其針對對象。我以為,儒家是德、禮、法并重的。德以揚善,禮以正行,法以懲惡。(法,在此指刑法,而非現代之法。)德、禮、法三者并行不悖,各自針對不同情況。一方面,就不同的人而言,德主要對好人起作用,禮主要對常人起作用,法主要對壞人起作用。(好人、常人、壞人,只是方便的表述。)另一方面,就一個人而言,德發揮人性之善;禮規范人的正常欲望,使之在日常生活的行為中發而中節;法遏制人的邪念,使人畏法而不敢為非。再一方面,“夫禮者禁于將然之前,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”,(賈誼《新書·孽產子》)即禮在事前、法在事后起作用,而德則無處無時不從根源(內心)上解決問題。

  就儒家德化這一點,它是與道家無為而治相通的。這里梳理一下無為而治,看它是否與德化相通。

  如何才是無為而治?“我無為而民自化,我好靜而民自正,我無事而民自富,我無欲而民自樸”,(《老子》五十七章)“是以圣人處無為之事,行不言之教”,(《老子》二章)“功成事遂,百姓皆謂我自然。”(《老子》十七章)這與“為政以德,譬如北辰,居其所而眾星共之”,(《論語·為政》)“其身正,不令而行;其身不正,雖令不從”,(《論語·子路》)“政者,正也。子帥以正,孰敢不正?”(《論語·顏淵》)何其相類?《論語正義·為政》“為政以德”下言:“德者無為,猶北辰之不移,而眾星拱之。”“德者,不言之化,自然之治,以無為為之者。”“政本于德,有為如無為也。”無為而“治”,實際上是無為而“化”。

  那么,什么是無為?無為不是什么也不做。俗見之無為正如郭象《莊子注·在宥》“故君子不得已而蒞臨天下,莫若無為”下所言之“拱默”。郭象云:“無為者,非拱默之謂也。直各任其自為,非迫于刑威也,直抱道懷樸,任乎必然之極,而天下自賓也”。郭象又于《逍遙游》“子治天下,天下既已治也”注云:“若謂拱默乎山林之中,而后的稱無為者,此老莊之談所以見棄于當涂,當涂者自必于有為之域而不反者,斯之由也。”老子也大談“治”,如:“為無為,則無不治”,(《老子》三章)“正善治”,(《老子》八章)“治人事天”,(《老子》五十九章)“治大國”,(《老子》六十章)“以智治國”,(《老子》六十五章)既言治國,就不是拱默。無為究竟是什么?從《老子》中找內證來言說“無為”,無為就是不“妄作”。妄,乃隨心所欲;妄作,即肆意而為。“不知常,妄作,兇”。(《老子》十六章)故需知常,方可作,才會不兇而吉。這即是說,“無為”乃是:不為不該為之為,不為不必為之為;反之,要得道、循道而為。得道而為,“抱一為天下式”,(《老子》二十二章)譬如北辰。欲無為,需得道。在人世間,治國者(為政者)總是人,而道是渾然無形的,不可操作,故需為政者體道、得道,得道為德,故為政以德,也就是以所得之道治國,也即“以道蒞天下”。(《老子》六十章)“道常無為而無不為”,(《老子》三十九章)故以道治國,即無為而治。而“為政以德”也是“德者無為”。所以,無為而治與為政以德以及以道治國在道或者(得道為)德的意義上,融通無礙。

  再問:對道家而言,德從何來?概言之,“見素抱樸,少私寡欲”,(《老子》十九章)也就是要修身(內圣)以得道。修身使人的一言一行合符中道,對百姓形成示范,為天下式,百姓心悅誠服而非迫于刑威而受感召,從而自化、自正、自富、自樸,實現無為而治,亦即“為政以德,譬如北辰,居其所而眾星共之”。

  是故,德化與無為而治在道和如何得道的意義上是相互融通的。由此而涉及——

  談德化只談儒家,是不夠的。無論作為清理古人的德化思想,還是作為現實借鑒,都有必要拓展視野。

  以上所作的三點思考,其實是貫通的。

  德不能作為一種政治手段來操作,只能以為政者之德示范、感召、感化。如何才能示范?僅有道德,能合乎中道嗎?不能。為政者不但應該有德,還應該有才。才,之所以內在地包含于德,因為道之在于人即為德。為政者有德,身正為范,不令而行,譬如北辰,居其所而眾星共之,不靠號令,處無為之事,行不言之教,也就是無為而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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